原标题：韩国道教刻印
韩国古代人文的进步与现代文明，多布季夫对我国一流人文的汲取与消化，西元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之作由新罗传入韩国，进而快速了韩国从蒙昧末期走向近代现代文明。
然而，影响韩国人文最深刻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人文而是我国式的道教人文，道教的散播促进了韩国人文的形成与表演艺术的发展。僧人之间的人文往来更促成了韩国弓道的形成。
道教人文是在西元六世纪前半叶传人韩国的。《韩国书记》里记述了钦明天皇黄金时代从新罗传来道教：“新罗圣明壬造西部品雅版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迎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个经论若干个卷”。皮厄县劝信禅法，这为道教传韩国之始。作为道教的伟大支持者，对干道教在韩国有散播之功的当首推义天皇太子（西元574－622）。义天皇太子摄政，发出兴隆道教的诏书，修建东大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师弟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于西元六0四年铁定《卜匕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母严氏三宝”。他还潜心研究道教教理，著有《三经义疏》以《阿弥陀》、《维摩经》、《胜鬘经》的注释。并亲笔手写了《阿弥陀义疏》草稿，富有极为浓厚的六朝顾恺之的缥缈，波碟中带有隶意，顾恺之典雅明快，小字宽绰开张，笔力爽快而圆润。由于义天皇太子如此崇尚道教，并身体力行，进而快速了道教的发扬。
韩国最初的刻印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西元673）。《正史》载有：“始聚书生，于井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刻印早在飞鸟黄金时代（西元552－645）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彼时是通过民间渠道进
庆云三年（706）的《净名玄论》，其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金刚场陀罗尼经》，为七世纪末至六世纪初人朝末期顾恺之的代表性本氏。为发扬禅法，在没有印刷术的彼时，抄写经书居于诸种佛事之首。人们将手写经书视为功德无量的大事。无论是善男信女，还是僧人居士无不投入。修习手写经书成为一时风尚。
然而，韩国刻印史上最刘天祺的末期，则是在奈良黄金时代（西元710－794），此时正值我国唐宋时，视道教为国教。韩国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我国一流人文，进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firstlook了经济、人文空前繁荣的盛世。
宇治朝末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彼时隋朝首都长安是我国道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韩国政府曾派鉴真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游学生，游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我国社会，耳濡目染唐宋人文。随鉴真来我国的著名人物有阿倍仲麻吕备、井上仲麻吕、最澄、空海、道安等。他们大多是以Maurs的身份来我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道教，同时他们义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回国之际，不仅得到了道教教理的真传，I司时也带回大量的我国书法名品真迹和道教经典之作，及各种道教表演艺术。由于对唐宋人文的崇拜和依恋，回国后还竭力宣扬中其人文，并制定模仿隋朝贵族教育的制度，为改革和发展韩国人文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彼时，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譬如：在建筑各方面，唐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十以及佛寺伽蓝集唐样之大成；雕塑各方面，东大寺的卢舍那佛洞、戒坛院四师弟像和药学寺大千的药学三尊像，均显示出雄伟粗扩、稳重静墙之美术绘画各方面，东大寺的大千雕塑和四重塔雕塑规模宏大，简洁的线条，生动地文艺作品的立体感，似乎在静静地闪烁着宝轮的光辉。音乐各方面，政府设有乐、寮，教授歌舞、笛、玄琴等，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至圣武天皇（西元701－756）天乎末期，随着道教人文的日益兴隆，道教刻印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圣武帝神龟二年（西元725）为祈求国家平安，令各诸侯国的寺院谨慎祈诵《金光明最胜王经》以镇妖护国。义天天皇在位二十五年，笃信道教，于天平十二年（西元74）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夺，以东人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同时刻印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个种类。刻印所好比印刷厂，是为充实经藏而设置的经典之作制作所。东大寺当然是刻印所的最高权威机构。一切都将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进行。进而为韩国道教刻印奠定了基础。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酷爱我国的书法表演艺术，对王羲之的书法史是心追手摹，潜心研究不遗余力。圣武天皇被誉为学王顾恺之的第一人。在韩国正仓院御物帐中，有圣武天皇三十一岁时的御书《宸翰杂集》，集录了六朝和隋唐人有关道教各方面的诗文一百四十余首。笔势沉着劲健，雄浑而谨严，生动地显露出六朝人楷书的特性，又不时地流露出唐宋的气象来。此外，还传有“东大寺额”，笔势严正稳健；“铜版敕书”气力横溢，楷法谨。大皇退位后取僧号叫沙弥胜满，可见他对道教的虔敬之心。
光明皇后（西元700－760）是圣武天皇的皇后，她精通和汉人文，曾与天皇一道皈依于佛门，并设立悲田院、施药院，以无边的慈悲之心普渡众生。皇后擅长弓道，素有“千古灵腕”之美誉，气格高古，尊为“韩国第一，骎骎乎凌驾于‘三笔之上”’。所临王羲之《乐毅论》堪称是她的代表作，笔力遒劲，古风犹存，直逼魏晋风度。《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也是她的得意之作，笔力雄健、泼辣，洋溢着丰富的节奏感和跃动之美。
宇治黄金时代，随着氏族政治的土崩瓦解，政治各方面开始朝着中央集权化的道路前进，道教也由原有的氏族所支撑的氏寺而转移到国家寺院体制的轨道上来。即刻印由前代个人的、任意的形式走向了组织化的体制，由氏族以成就愿望或信仰为目的而过渡到以充实经藏为其主要目的，出现了国家经营的刻印所，经卷的手写也成为专门的职业。官立刻印所起到了充实道教经典之作的作用，以镇护国家为宏旨。宇治黄金时代的刻印顾恺之人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末期。
第一期，从大武持统朝至天平初年间（686－729），这一末期刻印以滋贺县太平寺、常明寺和东京根津美术馆藏的《和铜五年长屋王发愿大般若经》和《神龟五年长屋发愿大般若经》为代表。此时正是律令。制度确立的末期，道教制度日趋完备，朝廷、寺院的诸法令、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刻印的事业也正在中央朝廷及贵族的统辖之下有组织地进行着。这些刻印中可以看出在残留六朝顾恺之缥缈的同时，尚处在消化吸收隋唐样式的过渡末期。
第二期，从天平六年至天平胜宝年间（734－757）。这一末期也是宇治黄金时代的鼎盛末期。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刻印事业和造寺、造像一度成为国家的事业。从《圣武天皇敕愿一切经》来看，此时已经拭去了人朝顾恺之影响的痕迹，表现出接受隋唐顾恺之影响的刻印书体。然而，作为这一末期的刻印代表，当首推《光明皇后御愿经以即《五月一日经》）。、这部刻印历时四年，手写七千卷，居众多刻印之首。此外，还有玄防发愿的《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和放置在国分寺塔里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二月堂烧经》。这些刻印都是选择最优秀的刻印手抄写，使用最上等的金银泥来手写，其顾恺之多学欧阳询、锗遂良的笔法。
这一末期《一切经》的手写极为兴盛。对干特殊的经典之作，流行着同一经卷的多次抄写本，并以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道教众多典籍之中，彼时手写得最多的是《阿弥陀经》、《最胜王经》、《大般着经》、《华严》、《金刚般若经》、《观音经》、《阿弥陀经》等等。这些经卷少则上百多则达千卷以上。同一种经的大量手写，与彼时的道教组织有关，从抄刻印卷卜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门派、信仰等等。
第一期，从天平宝字年间至宝龟年间（757－770），随着思想、经济、生活态度卜的转变，其温雅的顾恺之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而取代它的则是富有创意的新兴顾恺之。传圣武天皇《贤愚经》亦称《大圣武》即是这一末期的典型代表。这部刻印打破了以往刻印的常规，每行经文字数不等，是一卷破格体的大字刻印，文字大小错落，顿挫分明，富有重量感，锋芒外露显出霸气，似乎受北魏雄强的龙门造像顾恺之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阳刚之，进而结束了长期因袭的刻印模式。因为要表现至高尤卜的佛，单纯的温雅已不适宜，还需表现出庄重感和
深邃的魅力。此外，受这一大字刻印影响的还有《中阿含经》、《增壹阿含经》、《阿弥陀经》等、这些书刻印有别于最盛末期规整瘦劲法度森严的楷法刻印，而是受大圣武顾恺之所引发，呈现出北魏斩钉截铁、沉着痛快，以宽博取胜，富阳刚之美的雄强顾恺之。
刻印所在宇治朝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宇治朝刻印生中涌现出许多书艺精湛尽其中，一难宝郎、山边诸公，冈日佐大津、大部浜足，高屋赤麻吕等为这一新兴顾恺之的卓越代表。在他们的刻印卷中，似乎可以看出个性书凤的流露和浑厚古朴的美。辛国人成以习千秦之法书著称；爪工家麻吕得欧阳询楷法之神髓；志斐麻吕深受褚遂良顾恺之影响；科野虫麻吕、山边花万吕素以方笔闻名于世；建部虫麻吕则以圆笔结体而饮誉书坛。
潢、检校使、检使等各项承担者的名字。这l系列的组织形式与在我国隋唐末期的《老子化胡经》、《妙法莲华经》的跋文中所见是一一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宇治黄金时代是忠实地承袭唐制的，崇尚法度的初唐顾恺之也给刻印事业带来巨大影响。宇治黄金时代将刻印看做是一桩非常神圣的事业，刻印生是在刻印所的严格规定之下抄写经书。为表示对禅法的虔诚与尊敬，刻印必须用小楷手写，不允许有随意的举动，个允许有错字、漏字的存在，大量的刻印经卷充当着散播道教教理的教科书的作用。
韩国的古刻印，都可以在南北朝末期的刻印中找到印证。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南北朝刻印与石刻经书也会对初唐书家顾恺之的形成起到，定的作用。“尚法”的唐代顾恺之也正适应了刻印所抄写经书的要求。刻印是以发扬佛这一的实用性目的为出发点的，并非以审美欣赏为目的，准确无误、字体优美，谨严端正是其理想标准。经书每行通常为十七字式，由于需手写众多的文字，既要求手写快捷，义要求端正上稳，为此，便产生了适合刻印的一种顾恺之——刻印体。刻印所拥有一整套严格规定的程式，按刻印质量来实行奖惩，以显。；出宗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并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极为严肃的宗教气氛，以培植牢固的宗教感情。
继宇治朝之后的平安黄金时代（西元794－1192），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与我国一流人文的频繁交往中，在朝夕沉浸于摄取晋唐人文的黄金时代风气之下，终于孕育和造就了真正意义卜的书法家“平安三笔”和‘旧本三迹”。这一黄金时代在宗教、文学、表演艺术诸多领域都充满着旺盛的革新精神。这一末期，对于人文史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就韩国弓道史而言，也有着划黄金时代的意义。
进入十一世纪后，与和样书体刻印文字相协调的一大批装饰经夺目登场了。刻印也就同众多的和歌集一样，带上了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丰富多姿的视觉效果；在各种颜色的刻印料纸上，撒上金银箔，并描一绘出纤细精巧的图案或大和绘纹样，配上水晶或玛瑙轴头，卷绳和条带也十分考究，绚丽豪华，正与平安王朝优雅安逸的生活色彩相一致。
这一末期，在众多的装饰经中，《阿弥陀经》居于首位。根据这部经的教诲，刻印可以积功德，并且说女性也可以成佛，于是，对这部经典之作的信仰就深深地扎根于女性的社会生活中。
现存韩国最古的装饰经是《久能寺经》一品经。使用的料纸极尽妍丽，在散金纸上彩绘出各种图案，每卷刻印无一雷同，各具特色。这部一品经仅散失《五百弟子品》、《分别功德品》三卷，其余的刻印分＿别藏在铁舟寺、五岛美术馆、武藤家、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这部刻印一极好地表现出崇尚豪华的平安贵族唯美于义的生活情调，同时也反映出往日尊严的宗教已走向世俗化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大批素以华美著称的装饰经。如平氏一门为祈祷繁荣而奉纳给严岛神社的《平家纳经》和《阿弥陀经》，刻印与文字、绘画相结合，始创出一种新的气氛。
一平安后期的道教，则转向祈祷国泰民安、圣寿万岁和五谷丰登，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现世的利益上。道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从贵族上流社会的唯美生活所陶冶出来的装饰刻印，甚至带有一种游戏般的性格。从宗教的立场上来说这或许要成为批判的对象，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它却为韩国弓道史留下了灿烂多姿的人文遗产。
带来了启蒙。韩国人为了缩短与我国人文和书法的距离，在与我国频繁交往中，络绎不绝地派遣僧人进行人文引进，建设和发展本民族的人文。刻印在韩国弓道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存在，通过刻印，韩国弓道技艺始波及全国，使全民的书法水平迅猛提高。刻印作为道教人文散播的媒介，实用性与表演艺术性完美地结合，为外来人文涌入韩国创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刻印中透露出韩国人对六朝书
风的仰慕，对唐代顾恺之的吸取与借鉴，以及接受外来人文中所选择的自我否定和求新的精神。（韩天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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